分人留足置产的田地。

　　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开疆拓土，朝廷每年通过垦荒、绝户田和罚没田等手段，也能获得大量的官田。

　　总体上，授田和增加的官田是可以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状态的。

　　但随着王朝统治持续，各种行政问题会逐渐积累。

　　若是没有大魄力硬手腕的统治者推行改革，王朝的行政运转效率会逐渐下降。

　　通过各种途径增加的官田也会随之逐渐减少，授田令绝不可能一直维持数百年。

　　这是必然的规律，徐泽也没报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只要尽量延长授田令的时间，保持一定时间段的动态平衡，直到大同王朝的技术革新迎来突破，并开启大航海就行。

　　暂时没有授出的官田，也不会白白抛荒。

　　零散各地的，委托基层共建会经营；

　　整片集中的，则转为皇庄，由皇家事务司管理。

　　辽地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甚至还有不少百姓不懂耕作技巧，刚刚解放的奴籍人也缺乏牛、犁等生产资料，诸如这些问题，都使得授田之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当然，以大同如今的体量和行政管理经验，这些事徐泽这个皇帝需要关注，却也仅仅是关注而已。

　　户部、农部、州县官员和基层共建会组织自会努力做好分内事，皇帝的任务则是制定和狠抓相应的政策落实，让自己的帝国逐渐走上正轨，使官民各安其职。

　　第三条政令为“均税令”。

　　大同王朝控制区地跨辽、宋，不仅百姓生活习俗不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较大差别，就连税率也有很大的差异。

　　总体来说，原属辽地的百姓税负远比宋地百姓要轻得多。

　　当然，税轻并不是意味着前者就比后者要生活更幸福。

　　整体社会效率低下、经济持续不景气、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辽地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要远低于宋地同阶水平。

　　这就好比后世北上广的内卷者和内陆十八线城市上班族相提并论一样，好坏自知。

　　大同王朝的建立，让原本割裂的群体走到一起，就不得不考虑“均税”的问题了。

　　“均税”并不是简单地强行扯平两地的税赋标准，这样做显然不行。

　　南北两地全部执行辽地的税收标准，国家税收会急剧减少；

　　全部执行宋地标准，也会把刚刚稳定下来辽地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

　　即使不考虑国家税收，折衷收取一样的农税，南北气候差异和生产基础上的差距等因素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本就很大的南北贫富差距。

　　“均税令”就是通过差异化的税收和基础建设倾斜等政策手段，逐步拉近南北两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最终达到绝大部分百姓都能在新政权中有更多获得感的目标。

　　这也是一个阶段性政策，其中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策调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表述清楚，但大同朝廷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早在六年前，同舟社取得辽东后，就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摸索，并推出京东—辽东一体化战略。

　　通过几年的运行，已经总结了很多经验，并培养了一大批的专业人才，为“均税令”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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