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祸乱京东路后，宋廷就在两淮路部署了重兵，以防备贼人截断东南漕运，进而继续南下控制财赋重地江南。

　　即便后来徐泽公开造反并在燕京建国，大同军事重心北移，在京东东路的力量相对削弱，宋廷也没敢放松对两淮路的军事力量投入。

　　现在的情况是同军已经开始大举进攻南阳，大宋扛不住这波就得灭国，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应付了眼前危局再说。

　　其三，南阳府南面的荆湖北路和江南西路。

　　大宋立国后，西、北两面便长期承受巨大的边防压力，原的本策略一直是以南粮养北兵。

　　为了钱粮富足之地有人拥兵作乱，包括荆湖北路在内的江南诸路和蜀地广袤的国土，一直都没有重兵防守。

　　但随着京东、河北、河东等路相继丢失，大宋王朝的防御重心一再南移，而不得不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开始编练相对孱弱的南兵了。

　　赵佶决定迁都南阳后，在荆湖北路和江南西路两路一次性就增加了一百个禁军指挥的编制。

　　南卒确实没有北兵悍勇，但江南诸军自扩编后就一直没有与同军交过手，反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惧同心理普遍没有北兵严重，未尝没有一战之力。

　　除了必要的留守人员，仅这三个方向最大可聚集二十万左右的勤王大军。

　　再加上各地响应勤王诏自募军队的“义民”武装，与死守坚城的京营兵马相互配合，不敢说一定能打赢同军，起码和谈时更有底气一些。

　　可惜，这些只是理论上数据。

　　现实的情况却是为了实现以战争手段摧毁更多的陈腐势力的目的，徐泽提前大半年时间就故意泄露了即将用兵赵宋的信息，以让后者调集力量做好战争准备。

　　但赵宋朝廷的应对却极其迟钝，除了迁都临安避敌外，赵宋君臣一直都是被形势推着走，根本谈不上主动应对。

　　因而，当徐泽发动讨宋之战，赵宋王朝从朝廷到地方都乱作一团。

　　以勤王之事而言，尽管教主道君皇帝在甩锅给赵桓跑路之前就下达了勤王诏，但各地兵马的反应速度和勤王决心并不一致。

　　如辛兴宗和李孝忠这等勤王诏下发之后就立即起兵响应者，其实只是极少数。

　　更多的人或者已经完成开拔，却走一程歇一阵。

　　甚至，有不少兵马已经走到了相距南阳府只有三四百里的地方，仍要再歇一歇，借口很正当——等待后续勤王大军，坚决不给同军逐个击破的机会；

　　或者，鼓励治下百姓“共赴国难”，趁机狠狠刮一层地皮之后，再以军队久不习阵难堪大用为由先抓一段时间的训练再说；

　　或者，干脆再狠一点，直接刮地皮刮得激起民乱，就更有理由不用派兵勤王了。

　　这一切乱象的背后，其实都是大宋军力不振屡屡败于同军的必然结果。

　　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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