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冬十一月,南廷二十四州的旱情仍在持续。

　　报上对旱情的报道一直未断,即使是在共济会公选闹得最热闹之时,报端也必有一版为灾情而辟。当公选落定、“名尹之争”平息后，朝野的关注目光又回到二十四州大旱上来。

　　朝廷每逢天灾，最忧最惧的就是流民之患，措置不当,就易生民变。建炎二年这场天灾已持续近半年，但让赵构君臣欣慰的是，民心犹稳，无流徙之态。

　　这一则是因天旱历时尚短,百姓还未被逼到食尽树皮草根抛乡弃土的地步；二则得力于政事堂措置得当，朝廷赈济雷厉风行。

　　对赈灾之事，大宋的官员并不陌生。大宋立朝一百六十年来,水旱灾害频频“眷顾”，越到后的年头，这大小灾害就越发不断，几乎三年一大灾、逢年一小灾，朝廷在经年赈灾下也赈出了经验，积下若干荒政之要。

　　但即使有前人经验可循，大宋历朝的赈灾措施也往往是到了流民已生的严峻形势下方不得不强令督行。

　　究其原因，除了当政的皇帝宰相是否贤明外，更与大宋文官政治的弊害有关。

　　这文官政治自有它的好处，但容易陷于口舌之争而延事不决。若是平常倒也罢了，总有扯出个寅卯的时候，然而这救灾如救火，那是拖不得的。但究竟赈不赈？若赈，粮多少、钱多少、从何来、派谁赈？……朝堂上言事无罪，群臣意见不一，个个口若悬河，细微末节也能扯上半天，朝议往往悬而不决，贻误救灾时机，即使皇帝最终下了决断，这些救灾措令又往往因文官机构的官僚而执行不力，放赈迟缓，以致百姓饥死，流民成群。

　　朝廷无力赈济，为避民乱不得不将流民中的青壮收编为军，又造成冗兵，军费军粮支出庞大，国库更穷，战事一起则连常平仓之粮也挪为军用，一遇灾年赈灾就更不得力，于是流民再生，朝廷收编又成冗兵，恶性循环，难以拔身。

　　是以建炎二年的灾情初起时，名可秀就对丁起道：“朝廷救灾，贵在急！延而不决、决而不行，即成**！”

　　丁起深以为然。

　　他的赈灾奏疏分赈粮、引水、防疫、治安四大要略，在呈上朝堂前先拜访了门下省都给事中朱敦儒和清流之首胡安国，有了这二人的支持，中书省颁令将减少门下省的掣肘。

　　接着，他又先后造访尚书省六部，与各部尚书侍郎提前通气，将有可能的争议先决于朝下。

　　经这番事前周旋后，朝会上的阻力减少，又得赵构信重，皇帝决断多有偏向，是以朝议时有关赈灾的事项少了很多争议，决事颇快。

　　丁起又经名可秀提点，吸取往朝赈令不畅的教训，每道措令后必明确责任官员为谁、时限为几、未按期完事惩治为何。初时，尚有官员漫不经心，执行迟缓，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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