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多干点儿活儿，别以为是坏事儿。还学本事呢，将来是挣钱的资本。

　　“文化大革命”一来，丁爷可就受罪了。他在玉器行的时候，也做过日本人的生意，结果被打成了日伪特务。谁揭发的呢？肯定是他们团的老艺人了，外行人也不了解情况呀。平常有矛盾了，就借着这个机会报私仇。

　　其实这也难说谁对谁错，那个年代就是你揭发我，我批判你。还有国家级团体的大艺术家到丁爷的街道搜集丁爷的材料，那时候讲究串联，不光揪本单位的坏蛋。

　　“文革”当中丁爷可没少挨打。曲艺界有那么一段故事，叫做“打死丁玉鹏，吓死习相远”。造反派在屋里打丁玉鹏，他的搭档习相远在门口儿看。习相远也是旗人，解放前家里挺有钱，成分也不好。他琢磨了，“一会儿也得这么打我，我哪儿受得了呀！”

　　他走到紫竹院公园旁边的小河沟，跳河自尽了。其实那河水也就齐腰深，往起一站就淹不死。但是习相远一心想死，没往起站。挨打的丁玉鹏反倒活了过来，就是腰部被打伤了，后半辈子腰直不了，总是向后仰着。

　　后来丁爷一家老小被赶到农村，当了十年农民。让一个粉墨登场的演员整天守着田间地头，跟大粪、麦苗打交道，心理上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丁爷的老伴儿那是曲艺园子班主出身，哪儿会干活呀？所有农活都得丁爷一个人承包。

　　后来他们的儿子大了，能帮把手啦。儿子学习不错，还当上了大队的会计，丁爷肩上的担子才轻了点儿。人的适应能力挺强，走一步说一步，丁爷说到了“文革”晚期，一家四口（还有个女儿）在农村的小日子，已经过得有滋有味了。

　　“文革”结束，丁爷落实政策，一家四口儿回到北京。过去的房子早就让别人占了，暂时住在丰台。青年曲艺队在西单的剧场已经没有了，改在前门大栅栏演出。丁爷每天从丰台到前门太远，单位又在德内大街给他们找了间小平房，一家四口儿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后来儿子、闺女相继结婚搬了出去，老两口儿住得才算宽敞点儿。

　　老艺人脾气秉性各异，有人很仗义，有人挺抠门儿，有人很大度，也有人嫉妒心极强。还有一些老艺人有个坏毛病，你演得火了嫉妒你，你演得水了挤兑你。丁爷的演出挺火，所以也遭到了某些同行的排挤，所以丁爷在青曲混得也不是很开心。

　　80年代初期，青年曲艺队解散，丁爷提前退休。奶奶没有工资，孩子们也帮不上忙，老两口儿指着丁爷那点儿退休金生活，日子很清贫。

　　我接触过几位老艺人，年轻的时候挺火，但是晚年也不富裕。因为当初挣钱容易，出手也大方。今朝有酒今朝醉，不攒钱，也不会理财。晚年就是一间空屋子，几样旧家具。我觉着这样儿也挺好，无牵无挂。

　　丁爷晚年也挺穷，他可不是年轻时候挥霍的，他这辈子根本没钱可攒。

　　新街口有个鼓曲票房，丁爷耐不住寂寞，经常去票房唱两嗓子单弦。李苦禅大师的公子，画家李燕先生热心宣传老北京的曲艺，帮电视台拍摄票房的专题片，认识了丁先生。跟丁先生一聊，可把李燕先生惊呆了，“老先生肚子里的东西太多啦！”

　　李燕先生找到电视台的导演武宝智，在票房里给丁爷录制了二十多段传统相声，有单口儿有对口儿，过春节的时候在北京电视台播出。这下儿认识丁爷的人又多了，附近的街坊邻居们才知道，“敢情我们胡同还住着位演员哪！”

　　我在师爷赵振铎家喝酒，电视正好儿播丁爷的段子。师爷把嘴一撇，“会得倒是不少，哪段儿都不精！”赵振铎先生多大名望呀，能看得上丁爷嘛！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丁爷就是一个相声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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