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5月，不列颠、高卢联军抵达天津海面。米国公使、罗斯国公使也各自率着舰队，来到大沽口外，阴谋“调停”。
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主持防务。他希望谭廷襄能够阻住英法联军。万一他失利，还能倚靠罗斯国、米国公使“调停”。
从内心深处，咸丰是不想与英法联军开仗的。国家内患外平，长毛至今猖獗，实在不宜与英法再开战端。因此，他向谭廷襄下达“不先开炮”的旨意，并不主动向敌军寻衅。
但不列颠人、高卢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京师群情激愤，咸丰自己也难以咽下这口恶气。况且，米国公使、罗斯国公使已经明确表示要“调停”，晾他不列颠人、高卢人也不敢太过嚣张。
而且，大沽口泥沙淤积，英法联军的大型军舰不能驶入大沽口。
谭廷襄握有“不先开炮”的谕旨，又有一万兵马守卫炮台，却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并未积极备战。
出乎清军意料的是，联军趁着涨潮，冒险驶入大沽口，进攻大沽炮台。
谭廷襄有一万兵马，若能死守大沽炮台，趁着落潮困住英法战舰，或许能够把握先机，以岸炮击伤击沉敌舰。
但谭廷襄贪生怕死。敌舰开炮后，谭延襄看到敌人舰炮威力巨大，而清军炮台设施简陋，都是土木结构，岸炮也都是铸炮的老式旧炮。敌舰一炮击中炮台，整个炮台都被掀翻，清军将士死伤惨重。
谭廷襄见状，率先乘轿逃跑。总督一跑，清军士气大挫，毫无战心，各炮台一一失守。
5月26日，英法联军乘舰溯白河而上，进入天津城郊。统帅额尔金放出风声，说要进攻北京。
咸丰惊慌失措，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事后，双方达成《天津条约》。不列颠国、高卢国取得派驻公使到京城、内地传教、赔款、长江通航等特权。
条约既成，举国哗然。
正在这时，民军在舟山奇袭英法联军获胜的消息传至北京。士林振奋，大家觉得民军可用，不少激进之士打出毁约再战的口号。
《天津条约》又对税则做出了重大修改，一方面，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方便洋货倾销内地。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聘用不列颠人帮办海关税务。
这极大地侵犯了华夏的利益，也侵犯了民军的利益。因为江海关管理三人委员会中，有两人是民军的人，因此已经能够控制江海关。
但凡洋货入华，江海关是最重要的入关通道。若降低关税，则江海关收入锐减，民军商品滞销。若聘用不列颠人帮办海关洋务，则将削弱民军在江海关的控制权。
《天津条约》还未公布时，社会各界纷纷谣传条约内容。陈城明确在魔都发表声明，说江海关决不聘用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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